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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惠林: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

发布日期:2020-03-04    作者:胡惠林     来源: 《思想战线》    编辑:朱童     点击:

一、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一个精神社会学问题

在中国,城市长久以来总是载着人们的梦想,成为人们追求与向往的地方。今天依然是如此。所谓“北上广”之谓也,实际上是人们心中的城市选择的梦想高地。虽然,乡愁难忘、故土难离,青山绿水是如此这般的美好,但是,人们还是背井离乡奔向城市。城市,还是城市,只有城市才是实现梦想和人生价值的地方,这是一种精神社会学现象,正是这种精神社会学现象内在的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不惜一切手段锻造梦想空间,以吸引和满足人们的筑梦需求。这是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动力来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不仅点明了城市对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而且也揭示了城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关系,具有极大的梦幻般的诱惑。正是这种诱惑,于是城市在规划自己、塑造自己、表达自己和美化自己的时候,总是竭尽所能发挥一切能够发挥出来的想象力,建构自己的物理空间形态,并且通过这种物理空间形态的分工、布局与结构,展现所有关于人的精神关怀、精神满足和精神炫耀,并由此而把社会构造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精神生命的载体。多少年来,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乡村规划,即乡村精神社会空间的设计与构造,乡村文化空间规划似乎成为一种被遗忘的精神社会对象。因为,它被纳入了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范畴,成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一种延伸形态或补充形态。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正在补上这拉下的一课。

(一)中国城市是从乡村文明发展而来的精神社会体

城市和乡村是两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精神社会体。城市是人类社会在乡村之后选择与建构起来的又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基于治理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社会文明形态。就中国而言,已有的遗址考古已经证明,城市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需要大规模的交易与管理的时候而出现的一种农村社会功能:它还是农村的,甚至还是村落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分工使得同一个村落形态中的各个部分之间体现出秩序。这种秩序最初是由家庭构成的,是一种自然社会秩序,是一种由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精神心理认知系统。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部落,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化,建构了村落建筑的空间布局、规格形制及其权力关系。这是精神社会形成的最一般过程,他们之间在精神属性上属于同一种体系。村里最高大的建筑一定是最有权力的,占据着村落最好的“风水宝地”,施行对村落的管理。乡村经济霸权建构了它的一切精神秩序。祠堂、庙宇、戏台等公共文化建筑,完整的建构了一个地方——村落的精神社会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嵌镶在其中的某一个位置上。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还保留着的陕西党家村、安徽的西递宏村、浙江兰溪诸葛村,以及极少为人所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温州龙岗镇的蒲庄锁城、河南平顶山的临风寨等等,这些古村落无不是我国在农耕社会建构起来的精神社会学的活化石和生命见证。这一类古村落在全国有很多,大多已经入选中国历史名镇、名村名录。当所有这一切发展到城市阶段、城市社会出现的时候,又多了些文庙、学校、酒楼茶馆、勾栏瓦肆,精神社会因城市的出现快速发展,并在城市建筑的空间形态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表达。这是城市的精神社会功能发展出来的社会需求,从而使得城市文化在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乡村文化的超越。而其精神核心依然是农耕文明的,依然是乡村的。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社会的建构是建筑在乡村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因此,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始终是乡村空间文明形态的展延,而不是割裂。在中国数千年城市发展进程中,没有形成和出现类似于欧洲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城邦社会和城邦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延展乡村文化空间的方式,建构着中国的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形态,这就使得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得以一脉相承而延续至今。这是中国城市文化之魂,也是中国千年古城得以超越千年而依然辉煌依旧的原因。

特色文化产业、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新农村发展概念的提出,都包含着深刻的重建城市文化空间的精神社会学意义。其中既包含着中国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关注,同时也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治理焦虑”:如何才能真正的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重塑农村的精神生态和精神空间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又一个试图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方案。试图通过对传统村落的城镇化改造与城市化进程向衔接,一揽子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现代化问题。

但是,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资本运作”的陷阱,完全忽视了农村作为精神社会形态的文化人类学和精神社会学问题。乡村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精神与心灵寄托的形态。“老乡”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精神情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这种精神情怀的极为生动的中国美学写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祖先崇拜的心理样式。中国人的户口不讲“出生地”,而讲“籍贯”。“祖籍”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合法的社会身份和历史来历,因而才会有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这就是乡村精神文化根之所在。因此,村落的空间形态,无论是自然社会构造还是建筑物空间形制构造,无不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关系的处理美学与接受伦理。无论是依山傍水,还是筑高台而据,居住样式和生活空间的选择,无一不是人们的精神结构系统的反应。乡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一百个城市有一百个城市的精神表情。每一个城市表情借助于城市天际线和城市空间轮廓线而清晰展现出来。“千城一面”是一种无表情的城市,也是精神苍白的城市。这是资本运作造就的悲惨后果,不应该是城市化进程的选择。

(二)中国城乡社会的精神性差异构成了城乡精神社会冲突的文化原因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转移的进程。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中具有本土性出生属性与文化的血缘基因特征。同时,遗传和变异的规律,依然使城市发展出一种有别于乡村的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并且以“摩登方式”努力地把自己和乡村分别开来,构成了一种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的,大胆挑战乡村文化所建构的精神社会。这里首先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乡村精神社会对城市文化空间构成的生态适应性问题。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是以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冲突开始的:吴逊甫的父亲到上海来,坐在他儿子的奥斯汀轿车中,路过南京路,看到了车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放射出来的光怪陆离的夜上海让他头晕目眩。不仅如此,停在他的轿车边上的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穿着旗袍、翘着大腿的时髦女郎,开叉的旗袍裙露出大腿,一下子把吴老太爷吓晕了。吴老太爷由此大病不起,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是一次典型的城乡精神社会差异性构成的的巨大文化冲突造成的精神社会后果。吴老太爷具有象征性,代表了封建落后的农村文化的全部腐朽性。吴荪甫虽然贵为大上海的大资本家、社会达人,但是,在他精神社会构成的深部依然是农耕文明的。他给父亲做寿的内在精神构造也是“乡下式”的。这种内在的精神构造在外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来的时候,两种差异性极大的精神社会所建构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是一种极为深刻而典型的城乡文化冲突的现代场景。这种文化冲突不断深刻的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来,并构成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文化构成结构与构成层次。茅盾先生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把这种城乡文化空间建构中的矛盾与冲突以系统化和形象化的社会场景体系,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再现了城市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持续的城市演化不断覆盖与重建,凸显出每一城市进程阶段中的不同时代人们的社会精神追求。

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问题的挑战,具有深刻的精神社会学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在城市的文化空间与文明空间的建构中表现出来。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大城市都有一个“东头与西头”或者叫“东部与西部”的问题,上海人把这种城市空间的文化构造冠之以“上只角和下只角”,即“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谓也。前者是高档的现代化聚居区,后者是污染弥漫、低棚矮屋的工人聚居区。这种城市空间区隔与表现形态所建构的,是这个城市的精神社会的展现形态与表达形态。它是由大工业决定的大城市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建构和定义的社会文化生产关系。城市高楼大厦和霓虹灯广告传播与表达的,是由物质生活的等级关系建构起来的精神生活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建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结构,这种结构建构了城市的精神社会学关系。

这种精神社会学关系,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在演化着、演绎着。居住空间与地点的选择,不仅是为了满足居住便利性的物质性需求,更主要的是精神心理需求:跻身于高档社区,俨然就是登堂入室进入上流社会。住宅小区和高档楼宇的炫富冠名,本质性的解释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精神文化进程的价值分裂特征。

现在的城市至少已经经历了城市化的现代起源、早期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构成与文化冲突的影响,以及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城市,构成了一幅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冲突的空间长卷。无论是城市文化空间还是乡村文化空间,都已经被再建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的精神社会的空间建构形态,都在改变彼此精神文化空间形态的同时,互相被再建构了。城市和乡村文化空间的再建构,都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到了如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

(三)资本在建构城市的过程中诱发了城市的精神社会冲突

城市空间是城市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整体性地反映了城市的文化品质、精神风度、历史演化和生活样式。它的每一栋楼宇,它的每一条由楼宇构成的城市空间廊道:马路、街区、里巷、胡同,无一不是城市风景线构成的空间组合。城市的天际线是城市文化构成最具有精神社会价值的线条。人们对工业区、商业区和生活区等城市功能区建设的选址,总是表现出这座城市的规划建设者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及关于城市空间与人的生活空间关系的价值观:物质的和精神的。

对于空间的需求与工业化形成的现代城市向上发展的冲动与欲望,一直在制造着城市空间的紧张感。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文化空间矛盾,直接和间接的诱发了城市精神社会的冲突。当有限的土地资源束缚了资本的平面扩张,寻求向上的空间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却不顾城市空间的“公地”属性,即城市空间不归资本和权力所有,应归这座城市的所有人拥有。一旦这种选择与某种价值文化结合在一起,向上的空间拓展和空间选择,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空间的表达与展现形式。迪拜的帆船大厦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现代特征。

城市化进程是新旧资源再配置、文化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化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是土地冲突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延伸与复制,是对有限资源的再分配。已经拥有的不愿意失去,没有的要为新的拥有而竞争。文化竞争首先演化表现为资本与财富的竞争,造就了新老城市人的双重焦虑症,并形成了城市主体文化间的尖锐冲突。“学区房”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孕育出来的城市文化怪胎。

不同城市的文化空间建构,是由该城市建构的文明史方式决定的。上海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是以工业文明,以及由这种工业文明所形成的现代商业文明共同建构起来的。它与近代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密切相关。它的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语言深刻反映了这种现代文明进程的西方影响,以及西方影响下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形式所诠释的精神社会学现象。因此,它与农耕文明形成的商业文明建构起来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是不一样的,集中表现在城市物理空间文化建构的城市表达语言和叙述语言体系上。开封古城的城市物理空间集中表现为农耕文明时期所建构起来的市井文化、街肆文化的精神社会学,它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构成条件与构成要素。所以,它建构的只是那个时代精神存在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社会学结果。虽然它也是城市,但是,它展示的是农耕社会的精神社会学本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有过一个长达20年的新型城市化运动:大规模建设“工人新村”。这些“工人新村”的建造,在上海历史文化空间构造上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精神社会形态和新上海城市价值取向: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劳动模范的集体性社会尊敬。除了对棚户的改造而迁入新村的普通劳动者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入住工人新村的绝大多数是劳动模范。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工业城市和商业之都,建构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社会高地。无论是它的建筑形制—青砖红瓦,还是它的新村命名——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爱国一村、爱国二村,都牢牢地打上了时代烙印。这是一种模范社会,一种模范的精神社会形态。一种与传统乡村社会有着生命的文化纽带关系的称谓:新村,集中体现了新社会人们对新城乡关系的新价值认知。这种精神社会形态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城市文化空间构成的价值失衡,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和上海城市精神空间建构的骄傲。

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具有历史的内部性。恩格斯当年对哈格纳斯《城市姑娘》的批判,就是一种精神社会学批判。城市精神空间建构的社会性与主体性,内在的构成了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身份属性的差异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城市文化空间建构还内在的表现为城市社会精神的结构与建构之中。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不同的城市美学和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阐述不同的城市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表达。在建构关于真善美的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实现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内建构。通过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内建构,塑造一种与城市文化空间外建构的竞争张力,以获得对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话语权。恩格斯对哈格纳斯《城市姑娘》的批评,实际上就是要求哈格纳斯能够超越对“伦敦东头和西头”的现象描述,从而揭示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本质。

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城市和乡村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的空间演绎方式。它们之间的文化空间建构,既是文明选择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文明冲突原因。由此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文明演化。

二、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基本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这一基本社会结构不仅历史性地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特征,而且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矛盾与冲突最基本的来源。

城市化进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运动形态。在城市发展的同时,给农村带来社会结构的拉扯与更改。正是这种拉扯与更改,构成了我国基本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反映和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各方面,文化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是其中最重要的形态之一,也是影响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量。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开辟了新的定义空间:什么叫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哪些问题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哪些不是,而是城市本身固有的文化问题。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之问。

中国的城市形成有三种类型:传统的农业文明城市(内生型)、现代的工业文明城市(外生型、五口通商开埠——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运动)、当代的政策性城市(大三线建设——飞地城市、改革开放——特区城市)。三种不同的城市类型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化空间,并建构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矛盾运动。

(一)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文化传承进程中的文化空间

城市化进程造成的第一个文化空间的矛盾运动是城市与乡村文化空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由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留存与传续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城市化是今天的语境,小城镇、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农业综合体等等,构成了今日中国农村文化空间运动的政策形态。这些政策形态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改造的同时,制造了城乡文化空间关系的新矛盾: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和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城市化与这些政策之间的冲突张力,构成了今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城乡文化关系。

中国的城市运动史揭示,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初期即夏代,就出现了因国家治理需要而出现的“都城”“城池”。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国成规模的城市不下百座,长安和开封更是属于世界级的大城市。现代城市功能在“开封时代”就已完备,只是它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而是农商文明的。

在今天,城市化进程首先表现为对土地的扩张、对农田的改化、对乡村的毁弃。中国历史上爆发的历次农民起义运动都是由土地引发的。今天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是建筑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建构了中国社会文明所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构了他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炎黄子孙的自我称谓,建构了中国人最核心的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把每一个中国人铸造在同一个生命柱上,镌刻在同一个大树的年轮之中,植根在同一样的乡村之中。中国人即便连做梦,也把梦称之为“梦乡”。“梦乡”是“家乡”的别一种精神心理形态与构造。正因为如此“梦回”也常常使人“魂牵梦绕”。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毁弃,所构成的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之争”,而是精神和灵魂的归依之争。

传统文化是建筑、依托在乡村的生态系中发生发展的,有存活与承续的全部基因逻辑。对乡村的毁弃其实就是对乡村文化的毁弃,就是对乡村文化空间基因组自然联结的切割。几千年的乡村文明进程中,中国古代的城市运动不可避免的会与乡村发生和产生矛盾和冲突。然而,我们还鲜见有关于城市扩张与建设割断了乡村文化承续的研究成果。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一体化极为值得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进程重视:如何在推进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在实现城市化的同时又能保持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血脉联系,使得几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不至于消失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图”和推土机下,成为保持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生命有机统一的中国智慧。

中国的城市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诞生和形成于农耕文明时期的集贸—商贸城市。这是一种内生型的中国城市形态。它与古希腊城邦文明不同,中国的城市依然属于农耕文明。城墙属于军事防御系统,并非今日城乡之分的身份界限,而是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界限:城里是集市贸易、商贸交流、文化娱乐之地。此时的城市是农业经济形态的自然衍生,是农村和农耕文明的自然演化发展和自我发展需求的结果。久而久之,成为农耕文化、文明成果的集中表达和展示空间,也成为乡村文化交流与展示的公共空间。任何经济的集聚,必然同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集聚,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中心。

但是,“都城”和“县城”的出现并没有消解乡村、乡镇的文化空间、文化地位和文化作用。中国文化的社会土壤在“乡”,中国人的精神根基在“乡”。故而,中国古代为官有“告老还乡”之例,有“老乡”之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情怀,有“乡里乡亲”“乡音”“乡思”“乡愁”“乡贤”。乡下人进城了,把乡下的诸多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带到城里来了。于是,城市文化空间便成为中国城乡文化的交汇、碰撞之地。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便成为中国“百戏”表演的大舞台。无论是来自哪个地区文化村落的人,都可以在上海这个文化大舞台上寻觅到它的乡音。于是,乡村文化便随着“乡下人”为生计而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数居然会超过江浙两省的原因。

城乡二元结构建构了城乡二元文化空间的合理性。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农耕文化的分工形式与机制。它是一种流动的文化空间,是一种文化互补的空间关系。农村文化从与城市的多渠道交流中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现代化补充,城市文化在与农村的多渠道交流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营养更新。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尤其是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的固化,使得城市逐渐占有了对农村文化空间建构的话语权。农村逐渐的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人们“跳龙(农)门”的空间阻隔。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挤压乡村文化空间的文化力量。

中国古代有城无“市”,有城无“邦”。有户籍制,没有城乡——“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之分。由“城”而“市”是近代中国史的产物:长安城、开封城、北京城,上海市,未见“上海城”。城的进化、演化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不断的再结构过程。

今日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去乡村化、去乡村文化。在中国,乡村文化就是农耕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和空间生活形态。乡村是农耕文化空间形态存在的物理形式与精神形式的容器和生命载体。城市化进程就是打破这个容器,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的乡村传承成为不可能,是一种对传统中国“天人合一”观的解构。

(二)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空间冲突

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工业文明的进程相一致,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第二个时期:工业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开始的。“五口通商”揭开了中国工业城市的大幕,上海是最典型的。中国其他的大城市,如北京,都是在原有的城市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唯独上海现在的城市形态与它原有的城市(松江府)形态之间没有渊源关系。上海完全是一个因“五口通商”在沿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新建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和商贸娱乐都市,由此而开启了中国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即现代化进程。

乡村也有一个现代化进程。乡村现代化进程不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后工业文明的进程,即在充分分享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乡村青山绿水的生态文明系统。以在地和在乡的形式实现乡村现代化,例如农耕的机械化、电气化。这是生产力文明的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正如历史上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一样,这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由于自我需求而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而多样的。它的现代化速度,往往取决于它和城市之间的工业文明距离。离现代工业城市越近的农村,农业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是快。上海周边农村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较之边远地区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要快得多,受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也大得多。茅盾先生创作的《春蚕》《林家铺子》和《子夜》,对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城乡之间文化冲突的深刻精到描绘,为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文本。

截至2016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8亿,城镇常住人口有7.9亿多人,包括2.2亿户口在农村,但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半年的人口。如按这个口径计算,2016年底常住农村的人口还有接近5.9亿人。这正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人口众多,而且农业人口的比重比较高。很多预测认为,2030年前后中国的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城镇化率达到70%,这意味着届时农村还有约4.5亿人口。这仍然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存在,也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精神社会。中国的城市化即便到2050年达到了90%,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城市文化空间构成在其本质意义上,即作为一种精神社会学存在,也同步达到了90%。仍然会有相当大比重的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依然是“农民式”的,就像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一样:我们的身体虽然已经“进城”了,但是我们的“魂”还在“老家的那个村里头”,那个老屋里。5000年农耕文明要实现现代化,没有500年的更新历程是很难实现的。即便到那个时候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了,但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不是欧洲式的现代化。正如欧洲的现代化打上了欧洲历史文明的深刻烙印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一定是植根于中国5000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具有文明现代化的可识别性。

文明冲突与文化冲突交集在一起。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引领农村?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是一个极为严肃的精神文化社会学问题。“乡下人”通过资本与财富与“城里人”拼城市的未来,构成了今天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精神社会场景。它将深刻的重塑中国的城市文化的社会精神空间。争夺城市人的权利和权力正在城市化进程中博弈着。谁有权主宰这个城市的未来,谁就在未来主宰这个城市的文化。无论是物理性空间还是精神性空间,概莫能外。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乡村还是乡村,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的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严峻关注,甚至是被作为2050年的中国问题被提了出来。乡村精神社会的再构和重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而这是由严肃的城市化进程问题生产出来的。

(三)城市化进程与建设美丽乡村文化空间建构的差序和一体化

美丽乡村建设是当下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它在充分享用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以生态文明的新乡村观念,重构乡村文化的生活空间,从而在改变生活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有机的延续乡村传统文化基因。它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到第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表现出来的对城乡关系的新认识,包含着深刻的基于资本运作的工业文明城市观的反拨。

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是最大的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城乡文化现代化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城市将随着生态文明发展观念的注入而重建人与自然地关系。城市大型绿地的建设、城市湖景房、水景房的开发,等等。这实际上已经凸显了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乡村化回归,一种对山水田园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价值观重建。建设美丽乡村自然成为人们对城市化进程重新思考的全新的视觉参照。城市化进程与建设美丽乡村构成了相容性和互容性。把“森林引进城市”虽然被舆论诟病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却也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远离大自然的现代性焦虑。城市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之间发展成了一种在矛盾冲突与发展中的兼容发展趋势,并将最终建立新型城市与乡村文化的空间关系。在这种文化的空间关系中,作为精神社会学表达的城市化进程被乡村文明深度重构,人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境界。“城里人”与“乡下人”的身份界限消失了,文化的等级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城市精神和新乡村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型城镇化、城市化运动之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包含着对以往城市与农村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深刻反思和“拨乱反正”。这就是为什么比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更受城乡共同拥护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有什么理由不在中国的大地上率先实现这一中国梦——城乡命运共同体呢?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化问题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文化再生产的一种社会演化机制,构成对原有城市文化生产资源再分配和在空间形态上的再格局化的要求。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就可能诱发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再生产的矛盾与冲突。城市扩张有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城市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自然成长过程。因此,它在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中有内在的延续性和逻辑性,从而构成了城市文化不断地再生产过程。这个不断再生产过程,在延续已有的城市文化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文化城市化问题。城市规划空间功能再分工,是导致和造成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乡村文化空间的改造和再造的时候,当这种改造和再造遭遇到社会生产力结构大调整、大流动的时候,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造就的“农民工”构成了城市“新人口”群体的时候,他们在参与城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更新,同时又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时候,也给城市化进程带进了新的文化城市化问题。

当城市化进程在中国集中地表现为对农村的改造之时,文化的城市化问题就构成了对原有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结构性挑战:是继续按照城市模式采取工业化生产的建筑设计进行机械化改造,使农村彻底改造成一个与原有的农村文化、生态系统、空间构造没有任何关联性的新城市;还是按照乡村精神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农村文化空间建构,尊重农耕文化本土化原则的新农村城市。这是一个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不容回避的问题。原有的农村居民被城市化了,然而,他们整个生活的文化内在空间的构成依然是农村的、乡村的,一时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许多方面都是和“城里人”格格不入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化问题具体化为人的文化问题: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问题。涉及到城市资源再分配,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再主导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入城教育问题与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之间构成的矛盾与冲突。同校之间的同学影响是一个城乡文化代际互动的过程。童言无忌、童言无防,设防的都是家长、是成年人。设防导致冲突。城市功能性衰竭的自我改造与重建:玉门市——资源性城市文化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文化城市化问题,即如何融入城市文化的生态系统之中,从而获得城市文化认同的身份证。

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包含着对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再认识、再理解,这是一个与整个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文明更新密切相关的问题。城市如人,既有新生,也有老旧,甚至还会死亡。一些资源性城市,因资源开发而生,又因资源枯竭而死,寻求再生。在资源消耗型基础上生成原有建筑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随着资源枯竭而进入锈带城市。世界上有许多曾经因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而兴起繁荣的工业化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了“锈带城市”的发展困境。从而使得这一类城市的文化空间建构出现了“残损性”“锈坏性”:一方面的繁荣与另一方面的萧条同时构成了城市文化空间的现实存在,成为一种普遍面临的城市现象学困境,有的甚至导致了一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于是,“拯救城市记忆”便成为新一轮“城市更新”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城市记忆是城市精神社会的组成,是城市生命和灵魂的关键。城市记忆是文明的记录和生长的年轮。一个城市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全部记忆的丰富性。于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生产方式被人们历史性的创造出来了: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的田子坊和北京的798为代表的对城市文化空间功能再造,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精神结构图,包含着人们对“旧城改造”的城市更新与城市化进程的全新认识:在更新城市工业文明空间功能的同时,留存城市文明的空间展示形态与展示方式,从而赋予一座城市的物理空间以精神社会的感情与温度,使记忆永恒。这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成为城市文化生产力再激活的基因体,赋予了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全部生命活力。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空间建构中的文化个性化

城市是一座城市精神社会构成的表情。它在文化空间构成的任何变化,都是它的精神社会更大变化的情绪性表达。城市化进程中的格式化、模式化,“千城一面”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人诟病的顽症。这是资本运作城市的经济社会后果。种种所谓的“城市病”,就其本质而言,是城市精神社会拥挤不堪而暴露出来的城市精神病态的空间反映,属于一种器质性城市精神疾病。只不过这种城市病是通过住宅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等外在表现反映出来而已。这种“城市病”是片面认识和理解、解释城市功能和城市发展而造成的,是由于对城市资源配置最大化效果的错误认知和政策造成的。如果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精神资源不是那么垄断性地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恐怕“城市病”的发生就不至于严重影响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把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作为医治首都城市病的药方,未必一定就是良方。如果北京在城市化进程中忽视了在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中的文化个性化,今天的疏解很可能为明天更大的“首都城市病”的爆发预设了风险。上海把纽约、伦敦和东京城市功能疏解作为自己解决上海“城市病”的模范样板,这在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上完全错置参照系。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城市空间建构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结构建造起来的,表达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在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中的精神社会构成。他们的“城市病”是资本逻辑必然运动的结果。这在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批判。通过建新城来疏解、医治城市病似乎是一种“世界药方”,然而却陷入周期性复发的恶性循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爆发出来的“城市病”仅靠疏解城市功能是难以解决的。很可能会形成疏解功能建新城,建了新城再疏解,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以至无穷的“城市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走出这种“城市病周期”的城市发展“安全困境”。创造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与城市发展、城市治理理论。中国城市是中国人精神社会的表达形式与存在形态,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面貌。中国的城市更新和城市病医治,没有必要一定要以纽约、伦敦、东京为标准。他们仅仅是一种参照与借鉴,而不应成为一种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没有必要动不动纽约、伦敦、东京如何如何。而是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疏解城市功能的“中国方案”、中国理论,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中国城市精神社会的中国化,而不是纽约化、伦敦化和东京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将带来中国城市化的悲剧。

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还是一个工业化大规模复制过程,这是一个城市化进程的难题。自然历史进程是城市生命运动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一座城市的自我生长发育得不到营养支持,主动寻求养分补充,包括改变城市营养结构,都是用来解决城市健康发展的有机生命选择。如人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它的气质、精神、风格与个性。这是文化城市建构个性化的规律。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工业化复制必然导致文化城市个性化建构的空间关系丧失。“去城市个性化”恰恰是导致和造成正在爆发的中国造城运动“千人一面”的根本原因。“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种认知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社会关系的有机性。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磨难而弥坚的重要精神纽带。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体现“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有机建构的文化城市关系,这是医治当前中国正在爆发的“城市病”的“点穴”之方,将长期影响和考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问题的演化、建构的空间走向。

文化城市与城市的文化性。所有城市都是文化的,都是文化城市。所谓经济城市、政治城市也是文化城市,是城市主题功能性的差异化表现,不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政治、经济、文化、商业都是城市构成的基本要件,没有纯粹的文化城市,也没有纯粹的政治、经济、商业城市。城市应该是可识别的,可识别性是城市个性化和城市文化个性化的标志。“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放之四海”的城市规划理念,不从中国人的居住智慧传统出发,教条主义的照抄、照办外国城市规划理念的脱离中国城市文化国情的做法,是损毁中国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个性化的罪恶之源。试想人们来到历史上的北京、西安、开封、洛阳、南京、上海、杭州会认错城市吗,即便是那些江南小镇、北方村落又有哪一个不是千城千面,千村千容的?如果不是这样,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何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今天人们把历史文化城、镇、村作为“国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就是对城、镇、村文化个性的接受与认可。而所有这些今天的“国宝”,在当年以及再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不是为了“特色”而刻意规划建设起来的。即便是当年的长安城、北京城等千年古城的城市规划,也是按照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精神关系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城市建筑规划理念,依葫芦画瓢复制出来的。如此这般,怎能不“千城一面”而失去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精、气、神?

城市是文明的表达方式与凝结的外观形态统合。城市和乡村都具有文化记忆性。这种记忆性是人、城市、乡村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谓“小城之恋”和“乡愁”,不仅是对这种文化记忆性典型的文学表达,也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记忆性所蕴含的一种巨大的人文精神心理力量。这种精神心理力量是改造人与社会、改造城市文化空间与乡村文化空间的巨大来源。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广东开平碉楼,就是因文化记忆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空间的表达形式。在这种文化空间建构载体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乡愁”“乡恋”“乡情”,和由此而构成的华侨社会群体性精神。正是因为有这种力量,也才会有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的壮举,为建构厦门的精神社会空间铸就了永远不灭的城市灵魂。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城市集合体文化空间创造的跨精神社会性

城市的文明转型,是什么意义和层次上的文明转型?文明的不同属性在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新城与老城的冲突;东头与西头的冲突。物质文明转型?还是精神文明转型?还是二者同合体的文明转型?

未来的新城市形态是什么?城市化进程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体量规模。随着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各类优质资源不断的城市集中化,人口流动正在呈现出更加集中于大型人口稠密地带或集合城市的新趋势。建立在单一城市基础上的城市观念,正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新型城市集合体正在挑战单一城市概念。城市群、城市带、特大型城市、超级集合城市,正在解构与颠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形态、城市构造、城市人口与城市社会。城市文明形态与城市文化形态,城市文化与城市的精神社会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被重建。

新型城市集合体往往是由一个超大型城市为核心,围绕它而形成的一个紧密型的城市集合体。长三角城市群是当下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和集约化程度最高的超级体。这种超大型新型城市集合体的经济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超大型城市集合体不仅拥有现代化程度极高的现代城市基础设施,而且这样的巨型城市体,往往也是科研院所和大学高度集中的地方。长三角最大限度的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科研水平和能力最高的大学。其总体人口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不仅如此,无论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策源地,还是率先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着生态与信息文明转型,长三角都在中国城市群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示范作用。在中国,只有长三角人口稠密地带,同时集中了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大城市,而以上海特大型城市为核心所形成的城市大三角所构成的连接江、浙、沪超大型城市集合体,由于其同属吴越文化,在文化精神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兼容性,因此,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中国最大的超大型城市集合体。这种超大型城市集合体不仅是经济体量上的,而且还是文化体量上的。巨大的文化生产力将在这个过程中撞击,从而产生和爆发出空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形成,就将从根本上重构中国城市精神空间版图。2017年,上海的GDP总量已经突破3万亿,为30133.86亿元,占全国2017年GDP总量80万亿元的37%。这是一个极为具有历史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相比较于英国伦敦,当伦敦的GDP总量占英国GDP总量的10%,从而出现和形成了在英国国家治理中拥有突出的话语权的时候,上海的GDP总量突破3万亿元和占全国GDP总量37%,必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及治理能力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种新型的城市精神社会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正在我们手中被创造。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空间的构造与再生产具有显著的跨精神社会性,即这样的城市精神社会的构成,将是由多个精神社会组成。原有的以单一城市构成的精神社会,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的走出单一城市精神社会构成的单一性,而进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精神社会复合体。那些围绕轴心的中小城市,将如行星围绕太阳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以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方式阐释自己的精神社会的主体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既融入超大型新型城市集合体,又保持自己历史形成的精神社会特性,是超大型城市集合体精神文化构成上的文明标志。

这种超大型城市集合体的出现,必然对传统的精神社会的权力架构构成挑战。这是大城市运动中必然生成和发展的一种城市博弈机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超大型城市集合体的出现,关系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因此,也必然会同时造就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变化。各种精神文化和社会政治力量都会在这个过程中重组,从而带来了全新的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挑战。为适应这种挑战,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塑,城市政策出现了新一轮的政策再生产,以填补因可能出现的城市政策空间空白而给城市精神社会运动带来巨大的成本代价,进而又推动了新一轮的超大型城市化集合运动,这也推动了城市精神社会不断地在解构中得到重构。

已有专家预测:“超级集合城市主宰未来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国家的资源不断的被集中到超大型集合城市体的时候,这些城市集合体不仅占有大量的GDP份额,而且还占有国家最大的话语权生产能力。诚如韩国的首尔占有韩国近一半人口总量,城市主权意识也随之而增强,如何调节这样的超大型集合城市的精神社会力量,就不仅是一个城市治理的问题,而且也是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倘若中国的人口被分散集中在若干个超大型集合城市的时候,中国的国家构造和国家机器运转就会出现完全不同于今天这个样子。这是一种新国家安全危机。这种新国家安全危机、进而新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城市化政策造成的。因此,节制超大型集合城市的城市化进程,自然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自我拯救的精神社会课题。单一城市文化空间运动在这个进程中的前途是什么呢?他们的精神社会又将在这个过程中诞生怎样的生命形态?“中国城市文化空间学”和“中国城市精神社会学”研究或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四、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中的非城市化文化建构

城市文化空间是一个由内外两种精神表达形态构成的精神社会生态系统。不同城市的文化空间建构史是不一样的,由此而形成的城市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农耕文明时代的城市是王权所在地,因而是国家权力中心。

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两种形态:外部性与内部性。城市空间符号的意义表达与城里城外人内心张力之间矛盾与冲突,建构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城市文化空间与精神心理。

贫民区、棚户区几乎是所有现代城市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城市精神社会构成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存在形态。也许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城市社会形态的城市精神社会的存在,城市才会有矛盾与冲突,也才会有城市生命的社会张力和精神张力。这也许正是城市活力之所在。它们的存在构成了城市文化空间中的非城市化文化建构。这种非城市化文化建构,是由流入到城市的乡村移民生成的。城市的乡村移民带来农村的本土文化,为城市文化建构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兴的创造性元素,为城市文化建设带来源自乡村的泥土性。正是这种泥土性,给城市里的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和价值关怀。于是,在乡村移民不断给城市文化与人口输送新鲜空气和养分的同时,城市人也开始走出城市“郊游”“乡村游”“农家乐”,以填补城市文化造成的精神苍白和由此而生成的城市文化“富贵病”。

城市文化空间建构中的非城市化文化环流,带给了城市文化以全新的流动性,同时也带走了城市文化中的污泥浊水。

中国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进程与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城邦文明和工业文明中发展而来的,西方下的城市是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发展而来的,有着西方城市文化精神的鲜明烙印,其中,宗教精神几乎是构成所有西方城市文化进程的共同特征。这种共同特征建构了它们之间共同的精神社会结构。而中国的城市化则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的城市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含着对“三农问题”的深刻改造与解决。

(一)城市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型

锈带城市的出现凸显了城市化进程遭遇到的工业文明危机。市民构成的身份转移和阶层分化,导致了原有城市文化优越感的消逝。新市民阶层的出现在改造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挑战老市民阶层所建构的城市文化。原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城市工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开始了浩大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型。

目前,中国已经有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人口稠密地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推动了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性。人口集中到多个大型人口稠密地带或集合城市,正日益演化为一种新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在上海、南京和杭州以及几十个较小城市所形成的长300公里、宽200公里的地带上,产生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长三角城市群”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化进程的新时代:超级城市。在这一范围内,原有的乡村形态正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流逝和衰败,原有的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乡村文化形态,也随着这一进程而慢慢地消融在城市文化扩张中。这个过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江浙沪一带率先出现的,依托于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的乡办经济开始。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和自然生长过程。人们的社会身份没有改变,依然还是农民。但是,由于传统的地理空间的近距离关系,以及与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构造关系,上海和这些乡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纽带关系。乡村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动及其文化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星期天工程师”和“联营厂”的出现,开启了乡村文化再建构的先声,城市文化也在经济结构转型突围中酝酿着更新。长三角城市群在长三角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开始了它的文明史进程。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在建构中国城市化进程新格局,以及由此而出现和形成城市新精神社会形态。

(二)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去城市化倾向与返乡村化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集聚化的产物。城市是商业中心蕴藏着巨大的财富机会,在物流还主要是靠地面交通的时候,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和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城市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原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的标志性功能与结构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阿里巴巴创造的“电商”机制,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货物的集散,而且前所未有的勾连起城乡生产与分配关系。农民不用进城也能在网上实现农产品交换。共享经济和高铁所创造的时空压缩,使得原有的城市文化服务设施一再面临着不断袭来的“市场化危机”:城乡电影院的消长以及在城市居住空间的重新“稻香村化”,成为去城市化的典型表现。“逃离北上广”,多少还带有点矫情,但是“逃离水泥森林”却是人们在基本解决住房之困,“富起来”后的新选择、新追求。这是人们对一种更高的生活质量的追求。于是,房地产开发从讲究容积率,选择转向注重绿化空间面积大小。于是,旧仓库、旧码头、旧厂房没有被改造成房地产开发项目,而是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主场所。大面积城市绿地的出现、大尺度城乡结合部的“退工还农”“退城还村”,再现城郊乡野、田园牧歌,“听取蛙声一片”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城市化形态: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去城市化。这种去城市化倾向正在被人们认识与接受。它不但克服了人们在逃离“城市病”的进程中,在自己有限的水泥森林空间实现自我的“园林化”和“别墅化”的精神社会建构的“富贵式苍白”,而且真正体现了联合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圈层将城市要素归结为:生态、文化、政治、经济的要义——人与自然、社会的生态性和谐相处。

无论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还是“安贫乐道”,实际上都反映和表现了一种精神情怀和境界。狭小的空间容纳着恢弘的大千世界,清贫的生活中自有对宇宙万物探寻之无限享受。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王阳明还是王夫之,都能够在那样的穷乡僻壤创造出在今天依然占领高峰的精神成就。所有这些文明的成就都是在乡村文明中创造出来的,至今,那一个山洞、那一座小屋依然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存在。而他们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边远的村落社会,正因为有了他们而成为人们精神朝圣之地。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市的后现代化生活是开着私家车郊游。所谓郊游就是返乡村化。就是谢灵运、王维的山水诗。城市郊游公园的出现正在改变城市文化空间构成。城市滨江地带不再只有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城乡一体化正在构成未来城市化进程的返乡村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将与返乡化进程交响发展建构未来城市文化空间新形态。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的乡村化改造

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并购、改造与再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并非完全是被动的、非反抗性的,而是主动地对城市文化的乡村化改造。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即去乡村化是最难的,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消化与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城市化与市民生活的反适应性是同步发生的。城市文化再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被乡村化改造的可能与难题。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的乡村化改造,实际上是一个对乡村文化的再接受、再认同过程,包含着对城市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刻反拨,包含着深刻的“乡愁”在其中。尤其是当粗鲁的城市化进程丢弃了城市文明的雅致性的时候,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穷山恶水的时候,人们对美丽城市的向往重新建构起了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同,从而在一个体现和表现为所谓后现代的过程中得到了实现。城市人周末郊游和节假日自驾车的乡村游,是这种城市文化乡村化改造的典型场景。这是一个具有革命化意义的城市文化的乡村化改造过程,它使得乡村文化在多少年的城市化进程受欺负、被挤压的不平等状态得到了文化的再扭转。这是农耕文明所建构起来的乡村文化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又一次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文化发展中得到了再生,从而使得乡村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获得了文化上的话语权。这是粗鲁的城市化进程必然导致的后果。它使得城市的天空重新变得明朗起来,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重新变得诗意起来,从而使得“诗意地栖居”重新回归为一种可能。

乡村文化在这个进程中的前途是什么呢?他们的精神社会又将在这个过程中诞生怎样的生命形态?“中国乡村学”研究或将有助于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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