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武汉疫情防控过程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曾是武汉封城以及封城以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并发问题甚至是混乱。

截止到目前，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包括疫情防控、医护资源和居民生活保障等越来越有序，就像当地的著名作家方方说的，“武汉人最紧张最慌乱最恐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因为本次突发疫情和包括“封城”在内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大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关于中国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战略进退问题的讨论，不但没有过去，可能才刚刚开始。

中国已经进入大城市时代

关于中国城市规模的划分，最新的标准是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第51号文件），新标准按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500万的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按照公开的数据，武汉2019年的常住人口超过了千万，户籍人口也超过了900万，GDP1.5万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3.19亿人次，再加上其在中国大交通格局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在中国崛起、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中的特殊角色，这使得武汉无论是从什么标准来看，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他们有的说在人类史上没有，在人类的城市发展史上也没有，但是面对今天疫情的威胁，我们把这个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阻断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都会留下骂名。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马国强（武汉市委书记）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关门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要不要“封城”这一决策时，武汉市方面所遭遇的无奈和承担的压力，作为武汉市的主政官员，对于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而言，不光知道疫情的蔓延会直接影响武汉的“死与生”，封城也可能直接影响武汉的“死与生”。

不过，与本次事件发生后再次出现的所谓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大城市发展战略，甚至主张限制发展大城市的观点不同，在我们看来，姑且不说这次疫情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防控困境与武汉作为大城市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哪怕是从既有的中国城市化格局来看，对中国发展大城市的战略否定都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城市化已经不是要不要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问题，而是既有的城市格局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时代。

比如，哪怕是按照城区常住人口200万的人口标准，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就已经达到53座，约占全球大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最近这两年，随着抢人大战在很多城市展开，多个城市宣布已经进入千万人口的规模，还有很多城市直接将千万人口、万亿GDP和过千平方公里作为新的城市发展目标。

不仅是常住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考虑到这些大城市的经济活力、品牌影响以及旅游发展，每年还有着大量的旅游人口基数并还在快速增长，基本上都在常住人口规模的十倍以上，武汉2019年的时候就超过了30倍，这就使得这些城市的瞬间停留人口的规模比每年所发布的常住人口的规模还要大。

所以说，哪怕是从现有的发展结果来看，中国的大国大城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依然处在快车道上，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奔跑在成为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道路上，中国大城市时代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辨中，继续争论要不要发展超大城市，已经是一个伪命题。

只不过，我们应该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仅代表了光荣与梦想，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创新机会、财富机会、沟通机会、就业机会等美好的东西，还意味着更多的突发危机和致命的伤害，就像我们在小城市时代一样，在我们将其建设起来的同时，就应该做好应对这些突发危机的准备，就应该同时思考将这些大城市治理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封城以后的武汉城市运转启示

事实上，在大城市的营造和治理中，减少和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提升和机制构建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城市决策者的重视，但是，就这些年中国城市的表现来看，这一点正在构成对中国城市的重大挑战，而且发生的频率似乎有所提升，比如桥梁侧翻、城市地陷、空中落物、化工厂爆炸、持续重度污染、洪水灾害，以及这次发生的病毒疫情，等等。这些印象和感知确实让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和评估，当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大，看起来越来越现代的时候，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变得更加危机四伏了？

这些危机的发生很多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对人的伤害也是致命的，所以，很多时候被当做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来解读，但是，如果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发生，我们可能就需要用一种超越偶然性和侥幸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包括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城市安全问题，不再是黑天鹅事件，而很可能是一直都在那里的“灰犀牛式”的挑战。

另外就是，在这些突发的城市公共安全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及应对突发灾害和危机的机制和执行力，却并没有能够让我们放心，像这次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前期表现，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负面案例之一。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武汉市长曾用人类历史上和城市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来形容武汉的这次封城操作，这当然代表了这种重大公共决策的难度和挑战，但是，考虑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集中出现的时期，在城市治理领域，将有更多人类历史上和城市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等待我们去面对，前所未有不是我们可以犯错的理由，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犯错，而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发挥最综合的智慧，利用最多元的条件和因素，对这些危机做出预判，并提前给出尽可能完善的应对机制设计，还要能够在危机真的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超强的执行力。这应该成为每一个大城市治理的常态。

当然，从武汉封城后的城市运行实际情况来看，让我们惊喜的一点是，当政府所代表的公共资源无法满足城市运转需要时，基于现代通信基础设施和像微信这样的新型社交平台，加上一些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志愿者个人和组织，竟然快速的从零开始搭建起了一个精准的服务平台和体系，并快速打通了与需要服务和救助的群体和个人的联系，为城市运转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甚至效率更高，服务更精准。

这些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更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心，使得这种非常规的服务体系和平台，不但提供了基础保障功能，而且，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疫情交叉感染的可能，与政府的管控目标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当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府管控的时候，通过与政府部门的直接沟通，这种志愿服务还与政府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实实在在地为政府分担了很多困难。

这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彻底管控带来的城市停摆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希望能够让危机可控，但城市依然可以最大程度的正常运转，最理想的状态不是一封了之的休克式疗法，而是在封与通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负面效果、个体误伤降到最低。

我们在此前的观察文章中曾指出，面对疫情的蔓延，出于防控的需要，对城市作出不同尺度单元的孤岛式防控体系的构建（包括封城），以便于在每个孤岛单元内进行排查和救治，有很强的必然性。但是，也需要在构建这种孤岛的同时，确保这些孤岛的内部之间以及孤岛内部与外部之间有必要的资源调配，以发挥协同效应，在疫情孤岛化防控的同时，让城市和社会运转依然正常甚至更加活跃。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从武汉封城事件中得到的大城市治理教训和经验之一。

通过武汉封城以后出现的这些让人感动的案例，让我们相信，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还可以精准地实现捐赠团体和个人与执行救助的团体和个人与需要救助的团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精准匹配和动态匹配，无论是效率还是信任构建的角度来看，甚至比传统的官方救助平台和体系都更优——当社交媒体上还在对红十字会的捐助流程和收费传言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些自发性社会团队的救助已经在高效的运转了。面对城市公共危机的频发，值得期待的是，经过多次演练和专门的培训后，这些团队和系统都或将变得更加成熟，作为城市治理主体的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此有所认知，并能够将这种新型的救助体系纳入到城市新型治理模式中。

大国大城，大城大国。我们既有的大城市似乎还在变得更大，而且，考虑到大城市背后的一系列优势，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推动城市发展中的强势存在，甚至是主导性的存在，可以预见的是，还将有更多的城市继续寻求变得更大，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依然会是很多城市发展的目标。

但我们也注意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继续追求总体规模变大的同时，开始寻求内部的中等尺度和中小尺度的精细化管理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便利化生活服务设施和公共危机的防范措施在更加合适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优化，希望能够既享受到大城市的规模红利，又能够享受到中小城市的便利和安全。

还有就是，随着包括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等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推行，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开始从智慧和生态这样的垂直领域的创新来重新对大城市的发展进行优化，比如，不但在整个城市空间内打通河流水系，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生态优化，整体性布局和优化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城市森林、城市河流甚至立体的绿化空间等，从而重塑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

这些基于垂直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构建和治理模式创新，加上多元空间尺度上的精细化管理创新，毫无疑问，正在使得我们的大城市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让我们在面对大城市的治理甚至是重大突发性危机时更有自信。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为大城市的危机和治理而悲观，积极的拥抱这个大城市的时代，尽力让美好发生就好，就像武汉一样，经历此次危机以后，武汉还是那个武汉，而且，值得期待的是，应该会变得更好，再次面对新的危机和公共治理命题时，武汉将不再是那个多有慌乱的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