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严重的危机，但这并没能动摇我们的必胜信念。这种必胜信念，不仅来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执行能力，也源于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灾疫频仍的中华民族

纵观历史，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不仅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创造辉煌。这并不是因为中华大地得天独厚，事实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灾难尤深尤重。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加之人口众多导致资源匮乏、生态脆弱，因而成为世界上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邓拓1937年所撰写的《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史学界关于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统计和研究，从先秦到民国3700年间，史籍所见的水、旱、蝗、雹、地震、瘟疫、饥歉等灾害，计有5200余次；其中死亡人数过万的重大自然灾难达到190多次，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单就瘟疫而言，清末以前，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发生过疫灾的年数为669年，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发生疾疫灾害，而且越靠近近代，瘟疫发生的频次越高、程度越烈。所以邓拓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无荒。”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频发，加上救灾条件的落后，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以近代而言，1876至1878年华北的“丁戊奇荒”，至今晋豫乡间还多存有“记荒碑”，读之令人感慨。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 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据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原住民的大量灭绝和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儒道互补的文明特质

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现代社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超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其实，不仅是面对自然，在面对现代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时候，道家的态度也值得重视。社会成员长期处于竞争压力和信息爆炸之下，会失掉应有的韧性，感到焦虑抑郁，心灵无处安放。而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又将这种心态失衡进一步放大：对于病症的恐惧、对于封闭的不适、对于未来的焦虑，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让人寝食难安。对此，道家思想强调要对灾变生死抱有顺应的超然心态。同时，它又特别重视对于身家性命的养护，认为过分放纵物质欲望是疾病之源，主张返璞归真，在沉静自然中积蓄力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现代社会的喧嚣声中求得内心的安宁至为重要。这种淡泊自然的生活态度，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意义，而尤为一日千里的现代社会所需要。道家还指出逆境和顺境的辩证关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认为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认识了灾变生死的必然性和正反转换之可能，我们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就能有所寄托，进退自如。

进退有据的中国智慧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是中国古代许多治平之世的原则，实际也是对中国智慧的一种概括。儒、道两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进取和内敛的两种取向，相互补充，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时提供了灵活的应对之道。冯友兰先生说：“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向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并存，进取和内敛精神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基因，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变通智慧和强大生命力，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一种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机制。面对此次疫情，我们不仅要有担当、讲仁义，同时也要有反思、讲静气，“以柔蕴刚，以刚蓄柔，刚柔并济，不折不崩”，抱有“韧”的精神，相信中国人民不仅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而且会继续取得伟大的成就。

（作者：王学典，系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