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代长三角城市群也处于变动和建构之中，包括“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大都市圈”“泛长三角”等历史阶段。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6个城市扩至2016年的26个城市。

　　仅就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政策演化来看，各城市仍或多或少存在“单打独斗”甚至“同质竞争”的困境。这直接影响到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质量。

　　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在城市发展史中科学技术始终是重要的推动力，但人文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这从侧面论证了，城市发展的最高目的是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不仅是人口聚集和经济增长。

　　2004年，上海对“文化城市”的概念作出定义，强调文化城市是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坦率地讲，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也面临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不协调。特别是，不仅一些传统优势有所衰退，而且在文化服务业、文化贸易、公共文化等领域也缺乏有足够影响力的品牌。

　　有鉴于此，有必要重建和复兴区域的“文化小传统”，充分利用好具有群众基础和审美好感的江南文化元素，使之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空间距离来看，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离上海的直线距离都在100公里上下，基本处于“90分钟交通出行圈”范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更易受到上海的强大辐射。同时，由于相互之间能以共同的江南文化底蕴为“经”、以长三角城市群紧密联系的产业合作为“纬”，在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契合下，这一核心区域有望产生更强大的“场效应”。

　　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区域文化的共融共通。可探索水乡古镇联动开发和世界文化遗产申请等策略，促进江南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再塑与创新。

　　另一方面，在“1+6”范围中，各城市已出台了响应建设文化型城市群的相关政策。这些文件不仅是“以文化人”的实践回归，高度契合国家的人文城市战略，同时也彰显了“文化改革发展先行者和排头兵”的内涵和优势，有利于树立起文化建设领头羊的旗帜。

　　总之，以文化型城市群取代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投入更多的政策资源、经济支持、人才导向等，促进城市间的文化合作与发展，提升城市群的吸引力和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