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极大地威胁着武汉及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中国内地所有省(市、自治区)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全民皆兵。疫情爆发是一场毫无准备的大考，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城市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秩序、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秩序、以物质创造为中心的价值秩序，对于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新冠肺炎疫情缺乏防备，疫源城市决策一错再错，终于导致疫情由武汉蔓延到全国，酿成大祸。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与蔓延是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严肃拷问，不同的城市治理体系塑造不同的城市社会秩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于公共卫生治理失序，爆发于对客观信息传播的严苛惩罚和指挥不当，蔓延于500万流动人口返乡，严峻于医疗资源匮乏，未知的威胁在于近2亿人口节后返回各城市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以及新冠病毒可能的变异。从疫情爆发、信息不畅、决策失误、疫情扩散乃至蔓延，乃至疫源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和调度混乱，反映出治理理念的偏差，“以人民为中心”城市治理秩序没有得到有效建立。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快速决断，全民响应，自觉隔离，自主防控，较好地控制了疫情在全国范围蔓延的程度。这充分反映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教训面前，需要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表现为公共卫生治理制度和秩序的缺失。城市规划起源于公共卫生制度建设，也是各国城市化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公共治理课题。我国已经形成公共卫生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是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一样，都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法律法规粗线条，地方有法不依，执法缺位；二是管理粗放，标准低甚至放任对公共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行为，华南海鲜市场管理为典型案例；三是医院、医疗设备、医生、护士等医疗卫生供给存在系统性不足，常态下医院人满为患，突发疫情，病人规模严重超过医疗系统的最大承载力。前两者直接导致疫情的产生，后者直接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救治，给家庭和社区隔离增加了更严重的、迄今仍在蔓延的感染威胁。

公共卫生制度的问题是我国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的缩影。在我国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发展时代，我国城市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教育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社会保障乃至公共空间都广泛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低水平管理和不平等管理，由此带来严峻社会问题长期被忽视。直至武汉新冠肺炎，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制度缺陷被社会广泛认识和面对，然而祸已酿成。

城市治理的另一个教训是我国城市长期对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排斥性管理，他们长期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极大地增加了流动性和社会问题，武汉500万流动人口春节回家直接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到全国，全国流动人口伴随着春运回流又是大城市面临巨大防控风险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早就说过：“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需要痛定思痛。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治理必须秉承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公共服务系统性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全面投资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可支付住房、社会保障、社区建设、公共体育、公共空间等基础性领域的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制度创新，全方位和最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全面推进市民化，广泛提升公民现代化素养，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社区韧性，建立多元合作治理制度，形成城市社会新秩序，避免历史灾难的重演。

【作者简介】叶裕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