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疫情席卷全国各省，有些人发出了疑问：这次疫情就因为发生在大城市，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错综复杂，才导致病毒快速向全国扩散。往后中国城市化进程该不该调整方向？大城市扩容该不该喊停？
“如果疫情发生在小地方，一定很容易控制，损失远远没这么大。为了避免类似重大疫情再次发生，是不是应该把发展大城市的重心转回发展小城市？”
关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好与不好，单独来分析没毛病。但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好处、产生的问题，都不该被孤立看待，而要通盘考虑。
一、中国大城市时代的到来
关于中国城市规模的划分，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第51号文件），按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小城市、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
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至100万
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500万，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
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
有统计表明，仅按照城区常住人口200万标准计算，2017年，中国大城市数量为53座，约占全球大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一。
近两年“人才争夺战”在各个城市展开，而且愈演愈烈，全国多地还持续加码政策力度。多个城市宣布已经进入千万人口规模，不少城市直接将千万人口、万亿GDP和过千平方公里作为新的城市发展目标。
不仅是常住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考虑到这些大城市的经济活力、品牌影响以及旅游发展，每年还有着大量的旅游人口基数并还在快速增长，基本上都在常住人口规模的十倍以上，例如，武汉2019年的时候就超过了30倍，这就使得这些城市的瞬间停留人口的规模比每年所发布的常住人口的规模还要大。
从既有的中国城市化格局来看，对中国发展大城市的战略否定都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大国大城的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依然处在快车道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已奔跑在成为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道路上，中国大城市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
二、大城市的脆弱性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
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能否带来脆弱局面的改观？和许多人的乐观态度不同，现代化并不是世界脆弱局面的解药。
和古代相比，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并没有被减弱，反而被增强了。随着现代社会系统的逐渐强化，世界变成了联系更加紧密的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城市为例，现代大都市的交通会因为一场暴雨而瘫痪，这在古代世界是难以发生的，当时没有这样规模的城市，自然没有如此严重的问题。
城市化还会持续推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是大、中、小城市都会继续发展，但是因为大城市集聚资源的能力很强，发展的配套条件更丰富、规模效应更明显，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大城市现象，也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
2001年9月11日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是“黑天鹅事件”。
以此次疫情为例，与中小城市相比，一方面，特大城市内部人口高度密集，具有空间上的紧密联系和多样性的城市生活，带来内部的高度流动性；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生产、商业商务、旅游娱乐、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等功能，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外部流动性，使其成为城市体系中人口流动性的枢纽地区。
因此，一旦疫情突然爆发于人口高流动性的特大城市，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其蔓延的势头，尤其是，将人口流动性放置在春节人口大迁移的背景下，其叠加效应所带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三、多元治理的韧性城市
韧性城市这一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其实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在2002年对韧性城市给出了定义——韧性城市是“对于危害能够及时抵御、吸收、快速适应并做出有效反应的城市。”
韧性城市之“韧”，体现在其要像弹簧一样要有张有弛，在应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
因此，韧性城市不论是否能提前预料到灾难，城市的公民、企业和基础设施都有能力迅速抵御、适应和恢复。换而言之，韧性才能让城市变得不那么脆弱。
我国以往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均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存在着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架构死板，管理对象缺乏全面性，管理方式过于直接，管理制度的制定缺乏民主参与导致适用性和适应性均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等问题。
但组织韧性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性行为，是一个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从适应到选择再到改变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培养强大起来。
韧性城市理论下，城市系统的运作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管理和维护，而是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结构和多样化的治理方式来实现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
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结构主要由政府、民众和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构成。
政府毫无疑问是决策和监管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方向的宏观主角，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导机构，也是政策建议的主要来源之一。杭州政府在这段期间交出的答卷，具体可见本公众号《疫情面前的杭州答卷》。
民众是规划相关利益主体中的一个重要而广泛的构成要素，在现代社会中，民众民主素质、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就城市规划相关问题，开展公众意见征集，掌握社情民意，强化公众对城市规划参与的意愿。
社会组织是对城市韧性提升有足够影响能力的团体，也是城市建设规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下独立的利益主体，理应成为城市建设治理的主体之一。
杭州的良渚文化村，一直被誉为社会基层自治探索的“先行者”，在这段时间发布2020疫情版《村民公约》；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发布疫情情况；村民积极作为志愿者，参与防疫防控工作；“村民”主动捐献防护物资……
其实，这类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更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心，他们可以快速的搭建起一个精准的服务平台和体系，为社区运转提供基本的保障，甚至效率更高，服务更精准。
更有意思的是，当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府管控的时候，通过与政府部门的直接沟通，这种志愿服务还可以与政府建立良性的互动，实实在在地为政府分担很多困难。
从疫情开始后，阿里巴巴成立了抗击疫情和商家辅助两个专门的小组：抗议一线物资奇缺，菜鸟网络从全球运输到医院；企业发不起工资，盒马鲜生主动“共享员工”；复工陷入两难，钉钉免费开放云办公平台……
我们传统的城市公共危机处理策略侧重于短期的事后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在城市调整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创造的价值。
因此，在未来韧性城市的实践过程中，更要强化多元主体参与建设的组织格局，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城市自我管理与自我修复。城市政府则是格局中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者，只有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才能使我们的城市更有“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