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规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防灾减灾专项规划主要指的是地震、火灾、洪水、风灾、地质破坏等灾害，而传染病疫情给城市公众健康带来的安全问题则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所忽视，在防灾减灾规划和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都鲜有涉及，因为传统的经验认为这似乎与城乡规划建设关系不太紧密。但继从2003年的SARS和今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看，传染病疫情也是城市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方向。城乡规划是保障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公共政策，将防疫专项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防灾减灾体系中，对于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2001-2017年特定传染病的经济损失（以十亿美元计算）
未来的城乡规划在这个领域必须要补课了。从单次灾损和灾害发生的频率来看，近20年来，频繁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对于城市的危害已经不亚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和伤亡人数两方面都相当惊人。
审视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不难发现，现行防灾减灾编制体系存在基础研究工作薄弱、相关专项规划空缺、城市安全留白不足、规划理念传统滞后等等问题。基于以上思考在今后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关于增加防疫专项规划方面需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内容：
传统国土空间规划中强调城乡的全域空间管控，此次疫情后，未来在规划编制中，应着重关注城市集中建设区及周边农业生产空间中的大规模、高密度动物养殖、交易场所，对其选址加强论证，设定邻避要求、卫生隔离要求，对其污水排放、通风净化等相关标准开展研究并颁布相应法律法规。详尽的基础研究工作虽较为繁琐，但一旦发现疫情，有助于城市严格控制传染源的隔离处理。
长期以来，对于健康与安全相关的专项规划，尤其是类似传染病之类的应急防控规划、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等方面内容存在空缺。城乡规划应在满足“居住、就业、交通与游憩”四大基本功能之外，也能关注城市的健康与安全功能。完善当前的专项规划编制体系和实施体系，将防疫主题作为系统性的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组织编制并明确实施主体。
新冠肺炎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多行业、多部门协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的重大公共健康挑战，其带给我们的反思，除了填补专项规划空白外，还带动了技术导则体系的完善。例如通过合理设计和优化城市形态以促进城市通风，通过通风控制气溶胶传播途径。但是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促进城市通风的技术导则或指南，故可结合不统的气候区和城市类型，开展科研攻关并组织编写。
联合国预测，2030年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将达到43个。超大城市在获得竞争机会的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若发生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一旦来了，城市要有足够大的留白空间，来建设应急的医院与避难设施。
过去城市的弹性留白用地主要服务于具有不确定性的大型产业与战略任务项目，以服务经济目标为主，很少考虑到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城市留白。此次疫情给我们了一个警示，在城市留白方面不能只把关注的重点局限在经济合作、生态治理等看得见的领域，还要强化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
基于健康与安全的留白，应该成为城乡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选项。要按照“作最坏的打算、预留适度的常备空间、具备强大的紧急动员能力”三者合一，真正做到“上医治未病”。
疫情突发以来，信息透明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疫情信息的公开也越来越精细。各地方卫健委与媒体由最初只公布地方汇总的确诊数、疑似数等信息及其变化趋势，逐渐细化到患者个体活动轨迹的发布。这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与大数据。
今后的规划中，可将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与目前市场主导的“互联网+大数据”理念深度结合，打通数据与管理壁垒，开展面向广大公众的政务服务，并形成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共治共享”治理新局面，构建应急时期的“群防、群策与群控”治理体系与常态时期的“公众参与”治理体系。
面对此次疫情，我国的城乡体系应被重新审视，思考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如何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规划不应仅仅是描绘城乡未来发展的蓝图，也应审视城乡发展中隐藏的危机，进而从规划层面降低城乡发展的系统性风险。规划工作者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应急行动，为疫情缓解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要预为谋划，思考如何将惨痛的代价创造性地转化为城市长远的进步与繁荣。
19世纪的霍乱疫情直接推动城市建立了符合现代卫生要求的排水系统，2003年的“非典”疫情与如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病毒想必也将直接推动对于城市防灾减灾体系和医疗卫生健康体系的完善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付出多少代价，相信这场战役我们必胜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将防疫专项规划纳入法定规划体系势在必行，这也可以为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