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是globalization与localization的合体，同时也是global与local的合体——glocal的名词形式。全球地方化的最初灵感来源于跨国企业开展的对地方化市场的适应性经济变革行为。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术语成为全球化企业根据不同地域的特殊性，创造出既具有全球化的一般特征，同时又符合地方化市场的产品的策略。学者从跨国企业全球地方化的经济行为中，提炼出全球地方化的一般化的理论内涵，使其影响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城市领域和社会领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现象和理论分析概念。基于此，罗纳德·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全球地方化的内涵进行了一般化理解，他认为全球地方化不是一种单向过程，而是全球与地方两个主体的互动过程，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全球地方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概念，它指向全球化要素与地方化要素的互动互融的混合化过程，其中全球化要素代表着一体化逻辑，地方化要素代表差异化逻辑，双重逻辑共同构建了全球地方化的整个过程。

中国的全球地方化现象的生成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全球地方化不仅与全球化浪潮有关，更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严格来讲，它是全球化、城市化和地方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在中国，全球地方化的生成不仅仅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两者互动的产物，而且两者的互动借助了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实践，才得以兴起、发展和壮大。换言之，城市化是中国全球地方化推进的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和载体，全球地方化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得以落地、推进并成形和壮大。改革开放既是中国打开国门引进全球化力量的过程，也是中国打开城市壁垒、消除低城市化现象、快速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各大城市不断促使全球化和地方化要素相互融合的过程。

全球地方化一方面可以满足地方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化要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又被资本驱动的空间升级进程所捆绑，在慢慢侵蚀其中的多元化地方要素。这种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深化的全球地方化，给当下的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生态带来了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阶层空间集聚挑战。第二，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挑战。第三，城市文化审美挑战。

无论这场挑战如何复杂和艰巨，应对这场挑战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明确的：保持和提升城市个体的归属感，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多样性、城市的灵魂和国家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