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城镇化，它首先是一种现象，人聚居在一起就是城市的开始，“聚”然后有“居”，才是城市。很多人聚在一起打球、看音乐会等，不是“城市”。Urban，它的拉丁文词根是urb，如果U大写，Urb，是代表罗马城，小写的urban，就是代表一般的人聚居的地方。在城镇中看到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繁华热闹，是一种现象。现象后面的本质（nature／essence）是什么？

我们来到城镇，是为了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不仅是人和人的接触机会，也包括人和建筑、建筑和建筑的接触机会。城市的本质是空间。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都有空间的维度，这种维度要在城镇中才能发挥出来。没有空间维度的活动不需要城镇。空间是为了人的活动，非常重要。城镇化创造聚居的意义在于通过聚居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使人活得更好。

“城市，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是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口号，这个口号事实上来自希腊的亚里士多德，“Men come to city to live, they stay in the city to live well”：“城邦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我们为了生存、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但是留在城市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那么，“well”（好）是什么意思？——“幸福：生活得像人”。这也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因此，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使我们生活得更像人。

那么什么是“更像人”？人是理性的动物，更像人，就是更适合我们的“理性”和“物性”；以人为本，就是以适合人的理性与物性为基本原则；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适合人的理性与物性的聚居模式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以满足人的理性与物性需求。

首先是理性。我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现在已经重印了6次，反应不错。我追踪了2000多年的西方文明的历史，发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西方的东西都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甚至是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来谈。但是西方文明很长远，我的研究发现，其早期的理念和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儒家的理念是很相通的。西方所谓的现代是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已经离开了它的源头，已经变形了。事实上，在早期文明中，西方与东方有很多共通的地方。13世纪阿奎那（Thomas Aquinas）对自然之法的研究中指出：万物求存，这不是为存在而存在，而是按它的本质而存在，猫是猫的存在，狗是狗的存在，人是人的存在。如果让猫像狗一样存在，它就不是猫了。动物求存，求延续。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人当然也要求存、求延续，并求共存，事实上延续就是共存的开始。有了孩子，父母和孩子就要共存，然后这个共存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我们在城市中是为了求生存，我们留在城市中是为了生存得更美好。共存是生活得更美好的保证。

自存与共存的平衡是自然之法，这不是道德的问题，没有选择的，就像地心引力，如果一个人从12楼跳下去，一定会死，这是自然定律，选择在于跳还是不跳。同理，面对自然之法，人的选择是按照它来做事还是不按它来做事。一个典型的观点是：“人都是自私的。”这句话对，但是不全对，所以它是错的。外国人在法庭上举手宣誓：“I promise to speak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truth.”这不是啰嗦，它们是不同的东西。自私是the truth，但不是the whole truth。人是有自存和共存的平衡的。举一个例子，一个爸爸和一个孩子，两个人自存又共存。爸爸作为爸爸来自存，他把孩子作为孩子来与其共存；相对来说，孩子作为孩子来自存，他把爸爸作为爸爸来共存。但是，假如爸爸不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他非常宠爱孩子，孩子要什么他都买给孩子，这一刻，他就没有把自己作为爸爸来自存，也没有把孩子作为孩子来共存：爱孩子应该是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而不是给他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一刻，爸爸和孩子的关系变成了主人和宠物的关系。当有一天，爸爸决定不给孩子买东西了，这个孩子就会马上翻脸。这就是“逆天者亡”，这就是“天谴”，爸爸和孩子的自存－共存关系被破坏了。

有人说：自存我明白，共存我不明白，人类不是自私的吗？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人类一点也不自私，甚至会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我们都坐过飞机，在起飞之前都会有温馨的提示：“安全带系好”，“救生门是在这里”，到了最后总有这样一段：如果碰到了气流，氧气罩会掉下来，怎样怎样地戴上去，然后会说：“先为自己戴好，然后才帮助别人”。也就是意味着，到了有危难的时候，人有时会忘了自己的安危去帮助别人。它说的不是自己戴好再帮助自己孩子，而是说“别人”、“其他人”、“和你没关系的人”。英语是说：“before helping others”。全世界这么多的航空公司总要说这段话，因为这是真的。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我们不只是自私的动物，是自存与共存都有的，但是如果某一方面太多，就会失衡，失衡就是“逆天”，所以我们要把握平衡，这非常关键。

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自存是共存的最佳标准。因为如果大家共存的话，自存的空间和机会就大了。如何与人共存？你怎么样自存就应该怎么样与人共存。简单来说就是换位思考。如果你在别人的处境上会怎么做，你才可以要求别人同样做。这在我们城市规划中是非常典型的。我们曾经进行过公共设施服务半径的调查。假如问家长：“你认为孩子步行上学多少距离是‘理想’的？”多数会说最好家旁边就是学校，这是从自存出发。但是，假如我们问，“如果你考虑到别人的孩子的需要，你认为‘合理’的距离是多少？”他或者会说半公里，这是从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出发。同样，假如你问校方“理想”的校区半径是多少。它可能会说1公里，这是从自存出发，因为半径越大，学生来源越大。但如果你问，“如果你考虑到家长们的和孩子们的需要，你认为‘合理’的距离是多少？”。它的回答也许是半公里。两类答案有关键分别：家长的理想是0公里，校方的理想是1公里；家长的合理是半公里，校方的合理是半公里。半公里就是它们“合理”距离交叉的地方，可以达到最大的共识。也就是说，单求自存，难有共识，自存与共存的平衡提供最大的共识可能。同样，我们可以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用这方法去解决开发的纷争。在开发商要开发时，申请书中可以有一条是“假如你是周边的居民，你对噪音能承受多少、交通拥塞能承受多少”等等。也可以问周围对开发的反对者，“你如果是土地开发者，你认为最小的开发强度是多少？”当然，他们可以说是0或无限，但如果这样，他们公信度就低了。所以换位思考是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开始，也就是从“理想”转为“合理”。

第二，物性，物性是人的尺度（human scale），用英语来说，就是“Man is the measure of things”。什么是高、什么是大、什么是快？人以他的官能、感受、经验去衡量他的物质环境。在城市里，人的尺度是45~60分钟的聚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城市半径就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花费45~60分钟所能达到的距离，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就会有另外一个城市出现，也可以说有另外一个聚居点出现。举个例子：在距离现有的商场路程超过1小时的地方，一定会被认为存在一个好的商业机会，可以再盖一个商场。其根源是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

那么，我们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我们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再加上45~60分钟的城市，就是幸福的城市，是“是人民、由人民、为人民”的民主城市。这是来自林肯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只有我们“自存－共存”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才能做到“是人民”，人民才会感到城市是它自家的事情。从物性的角度讲，城市规模太大，就太远了；太小，没有规模效应，没有足够的能力。“由人民“就是人民有种当家作主的感觉。“为人民”就是不能“山高皇帝远”，官员要面对人民。因此，我认为一个城市不论多大、多小，大约20万到30万人左右是最好的从人的理性和物性两方面考虑都合适的规模。北京就是这样，它包括海淀区、东城区等等。对外的话，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北京人，但是对个人而言，他就生活在海淀、东城，通勤也许会很远，但聚居就是在20~30万人左右的范围里。

最后，我要提出“城市人”（Homo-urbanicus）。规划本身是一种信仰，不能用经验证明的。首先，我们要相信有未来，未来是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的；第二，一个可能比现在好的未来；第三，这个可能比现在好的未来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达到；第四，人的努力包括规划。规划是乐观的，因为它追求较好的未来，这个“好”字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好”，你就不能干规划。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说“好”，就是要匹配人的“理性”与“物性”，提供给他最好的聚居的空间，这才是我们规划的使命。

“城市人”的理念是这样：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有不同的空间维度，是不同的“城市人”根据其年龄、性别、生命阶段而产生的追求。这虽然与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情况等有关系，但是无论是有钱的家长还是没钱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到一个好的学校，所以经济、社会等是偶有属性，而年龄、性别、生命阶段等才是“城市人”的基本属性。不同的聚居根据它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密度等提供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规划是尊重人的尺度，按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去匹配典型“城市”人与典型聚居。

我要强调我的一套理念：“城市人”（Homo-urbanicus），这个理念的产生要感谢吴良镛先生。“城市人”的理念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念，虽然我的理念是对它的颠覆，但是也可以说是从它开始的，只是走向另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是吴先生的人居科学，20多年前，我与吴先生交流时谈到，如果在西方研究道萨迪亚斯（Doxiadis）的human settlements是拿不到研究经费的。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空间，但是西方很少从空间出发再回到空间，谈城市都是说经济、社会等等，于是城市研究变成一种非常不落地的科学。当我就“城市人”的理念与吴先生交流时，人居科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作者】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建筑规划学院前院长。